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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两段文字，无论是现行宪法的原文还是它的修正案，均由全国人大所通过。

高昂的费用导致大众媒体行业的进入障碍，通常具有垄断性，当然也就具有社会影响力。[61] 四、基本权利形成的限制 基本权利形成的悖论在于，形成基本权利的立法者本身又要受到基本权利的约束。

文章来源：《法治研究》2017年第1期。[60]与个别-具体的征收不同，财产权的内涵确定还有一种表现形式就是一般-抽象地废除某种财产权，这被称为革新（Umgestaltung）。但是1982年生效的《联邦矿藏法》没有规定该优先购买权，据此消灭了之前存在的优先购买权。[80]公有制或国家所有的公使用性导致了其更具公共利益的特征，同时，如果将这种带有公共利益性质的公有制建构为国家的个体利益，这无异于将公产变成国家私产，国家对这部分财产享有主观权利般的处分自由，势必违反宪法第9条第 1款的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精神。我国《宪法》第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基本权利形成与基本权利限制的区分一直是基本权利教义学上的难题，近年来甚至出现了否认这种区分必要性的观点。基本权利形成的概念颠覆了立法者与基本权利的关系。郝铁川看到了这一制度现实，但其思路，实际上还是传统法理学中法的保守性与社会变迁之间的矛盾关系。

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两票制选举镇长。另外，我国宪法序言中明确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其写入序言，本身就表明，实现富强，本就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政治梦想，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富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童之伟则严守程序主义和规则主义的大闸。如前所述，一方面，在现行宪法中全面清除关于经济制度和限制地方权限的规定并不现实。

所以，在七届人大任期内对宪法未再做修改。作者认为， 良性违宪 的出现, 是因为宪法和中央法律过多限制了地方自主权。

所以，对地方的高度放权，并不符合这一根本政治性决断。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 几乎所有意义重大的举措都是首先在地方试验成功的条件下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三、摸着石头过河与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改革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宪法变迁 从良性违宪论争的开始，到宪法变通论的提出，前后十余年，这种话语流变，在展示了当代中国的法理学者和宪法学者面对本国宪法现象的一种严肃态度和智识努力的同时，也说明，这种缺乏宪法性依据的制度突破行为在我国当代的宪政建设中相当范围内还存在着。另外，前几年闹的沸沸扬扬的乡镇领导直选风波，就是因为严格规则主义的立场，被冠之以违宪的大帽，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一些地方司法机关所进行的司法改革试验。

以及早在中央政府进行大部制改革之前随州、富阳、深圳、成都等地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先行改革。在这个底线之上, 地政府可以自由探索对满足当地需要而言最有效的途径。对实践证明是成熟的、需要用宪法规范的、非改不可的进行修改，可改可不改的、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明确的不改。注释 1.随后，郝铁川发表《社会变革与成文法的局限性——再谈良性违宪兼答童之伟同志》对童文的指责进行回应，童之伟则以《宪法实施灵活性的底线——再与郝铁川商榷》一文继续就良性违宪论提出相关意见，争论的回合最后以郝铁川的《温柔的抵抗——关于‘良性违宪的几点说明》暂告段落。

在我看来，对于良性违宪行为，实际上很难用一种单维的视角，无论是立宪技艺还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固然不错，但缺乏更为细致周详的解读因而也缺乏足够的针对性，当然，这恰恰也说明当代中国宪法变迁的艰巨性和复杂性。17.如中国人民大学宪法行政法学科点以许崇德、韩大元等学者为代表的对我国制宪史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宪法学学术史的梳理，都对学科建设和学术传统的塑造功莫大焉。

同时，这种表面上的冲突，某种意义上恰恰构成了改革时代的宪法变迁模式的内在理路：从制度试验到推及全国到党的理论（人民利益的代表和体现）到宪法确认。现行82宪法虽然设立了国家主席，但已成为一种荣典性的职务，这并不利于我国的元首外交和政治决策，所以在九十年代开始一般由党的总书记同时担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并成为一种政治通例。

因为为了确保宪法的稳定性，只有等这种制度试验经过实践证明完全成熟同时需要作为改革成果的体现之后才最终运用宪法规范加以确认。蔡定剑、赵晓力对于人大制度的研究(如蔡定剑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先后四次再版。还有湖北省京山县杨集镇书记、镇长的海推直选等。1999年3月9日,田纪云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指出,中共中央提出应当以党的十五大报告为依据，对宪法部分内容作适当修改，并提出修改的原则是,只对需要修改的并已成熟的问题作出修改,可改可不改的问题不作修改。因此，我们很难本着一种严格规则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当代中国的宪法变迁，尤其是良性违宪行为，因为很多良性违宪行为，恰恰是未来改革的先行试验和发展方向。但颇耐人寻味的是，良性违宪行为在他们那里均得到了一种同情的理解。

所以，笔者在本文中所做的努力，即是试图将其还原到制度突破、宪法变迁、改革（或者社会转型）互相作用的现实场域之中，做一种语境化的解说。2.林来梵：《规范宪法的条件和宪法规范的变动》，载于《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第43页，曦中也持类似观点，认为形式合宪实际上是在中国的宪政制度较为成熟的假想前提下讨论问题。

所以，通过上述对修宪史的回溯，我们可知，改革开放以来的宪法变迁，基本上和改革一样，是一种渐进变迁，不再有大开大合的宪法废弃，而是尽量采取宪法修改的方式，即使是修改，也是对实践证明是成熟的、需要用宪法规范的、非改不可的进行修改，可改可不改的、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明确的不改。所以，宪法中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无足轻重。

11 而且，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必需保持足够的稳定性以彰显其最高权威所在。这种确认，自然而然只能是一种事后确认。

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自然应该和宪法的具体规定是一致的，而且宪法的具体规定应该以宪法的基本原则为指导。11.当然，这种违宪还是与否的界定，最终还得通过具体的违宪审查程序来落实。这是规范宪法形成之前所无法抗拒的宿命。而面对这种宪法现象，学界还缺乏更具有说服力的诠释。

所以，有时还需要持一种整体的学术视角。要从根本上解决 良性违宪 所带来的困惑, 就必须转变有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思维, 从制度上保障地方试验的顺利进行。

3.1978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能解释宪法和法律，制定法令，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力，但由于改革开放要求制定大量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未经修宪，也未作宪法解释的情况下，自行行使立法权，1979年至1982年间共制定了11个法律，这都是违背当时宪法规定的。发韧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良性违宪理论，正是当时法学学者对于这种制度变革缺乏依据，现行宪法也且行且改的一种特殊变迁型态的理论诠释。

而国事活动本身的语意空间，又给以后的宪法惯例或者宪法解释等其他变迁模式留有了足够的空间。一定程度上，中央与地方的这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是中国在处理中央地方关系上的基本原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作出的根本政治决断4。

尤其宪法与政治的关系，很难做到where  the politic ends，the law begins的截然分立，更何况宪法本身就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公法也被认为是一种复杂的政治话语，单独的文本规范研究，似乎很难概括当代中国宪法变迁的全貌。例如关于国家主席制度在我国宪法机制中的沿革，1954年宪法第4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而最高国务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和其他有关人员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对于国家重大事务的意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讨论并作出决定。所以，宪法中关于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规定和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是整个宪法制度构建的核心所在，用施密特的观点来看，就是宪法而非宪法律，用图示耐特的观点则是薄宪法而非厚宪法，任何制度突破，都不能违背，否则就是违宪，而非良性违宪或者宪法变通。最后，或许我们不应该仅仅关注西方的宪法学理，还应该关注那些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宪法现象，毕竟，一方面，中国人的宪政命题，最后还要靠中国人的智慧和努力去解决，另一方面，中国也有能力对世界范围内的宪政制度建构做出自己的经验贡献，例如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本身就是对传统主权观的一种发展和创新。

另外，还可发挥宪法惯例的作用12，最终完成改革大业，实现宪政宪法。（参见王汉斌《邓小平同志亲自指导起草1982年宪法》，原载《中国人大》，转引自蔡定剑：《宪法精解》，第425页，法律出版社）。

所以，这种制度突破的试验性变革本身的形式违宪，以及合法性地位的迟迟不予确认，恰恰是为了宪法的相对稳定，而正是这种独特的宪法变迁形态，才造成了良性违宪现象的长期出现。当然，这种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意味着缺乏中央的统一领导或者没有一个总体性的纲领和规划，而是本着一种实践理性的原则，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所以，笔者在本文中所做的努力，即是试图表明：良性违宪行为的产生，也许还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制度突破与可改可不改的不改之宪法修改模式的相互冲突有关，而这种冲突的根源，则正在于改革本身。例如许崇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韩大元的《1954年宪法研究》以及最近进行的关于中国宪法学术史的梳理工作（由其主持的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宪法学术史研究）。